遁世(道家消及遁世哲學思想的解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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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7-05 08:38:05编辑：名高天下網浏览（12）

儒家學說是中國人積極進取有所做為的政治學說。但它不能為入世失敗、排遣官場失意時的苦悶提供有效解脫的手段。如果說儒家學說成為傳統社會中華民族人格理想的主體的話，那麽它就迫切需要有精神解脫的思想對其加以補充。道家學說自然而然地起到了這種作用。



1、老子的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的創始人是老子，他主張順應自然，“無為而治”。老子認為，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其內在的自然規律，人的所作所為往往是對這種規律的不自覺的扭曲，其結果必然是南轅北轍，適得其反。

世上的一切惡和不幸都是人為的產物，因此治理天下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任其自然發展，“無為而無不為”，無所作為才是大有所為。老子的意義在於他發現了事物的矛盾性並將其加以片麵的誇大。老子認為世上萬事萬物都有其對立麵，它們之間可以相互轉化，事物的發展往往是其對立麵演化的結果。因此，人們要達到自己的目的，與其做出直接的努力，倒不如去發展其對立麵以促其向相反的方向轉化，老子巜道德経》所謂“將欲損之，必固益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比如統治者為了治理百姓發明了典章製度，而百姓卻千方百計對付，甚至利用典章製度進行反抗，於是乎都變得詭計多端，反而不利於統治。倒不如對百姓放任自流，使民心歸於淳樸，天下自然也就太平了。再比如一個人要獲取私利，如果直接索取，必然會遭到他人的對抗，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先損已利人，為他人謀利益，這樣就會引起對方的感激，得到對方加倍的回報，從而間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由此可見，老子的學說在人際關係方麵是一種“陰謀術”，在政治理論方麵是一種“愚民術”，他主張對百姓要“弱其心誌強其筋骨”，統治者則無為而治，使民心淳樸，回到“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社會。

嚴格說來，老子之道並不是一種消極的有關精神解脫的學說，它雖然以“無為”為核心，但無為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治”。事實上，這是一種特殊的“人君南麵之術”，其實質仍然是積極的、入世的，然而其“無為”的思想卻很容易成為消極觀念的理論基礎。隻要將“無為”加以絕對化，使其由手段或方式變成最終目的，也就是要徹底“無為”，並以此思想對世上的所有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進行徹底地否定，就會成為真正消極的精神解脫的學說，莊子之道就是如此。

2、莊子的道家思想 莊子道 是老子道的自然發展和無限延伸。它將老子的“無為”思想極端化，將老子的辯證法絕對化，主張徹底的“無為”和相對主義，否定事物的本質區別。莊子的時代比老子和孔子的時代更加動蕩不安，舊的道德規範已經崩潰，新的道德規範尚未建立。統治者為了自己的利益一方麵無所不為乃至無惡不作，另一方麵又大唱仁、義、禮、樂的高調。仕途險惡無常，官場狡詐多變，加之戰亂連年、征伐無度，弄得民不聊生。莊子對此深惡痛絕卻又無能為力，於是對社會表現出徹底失望的悲觀情緒。對於醜惡的社會現實，莊子一方麵以徹底的無為精神主張明哲保身，采取與統治者不合作、不同流合汙的態度，另一方麵強調相對主義，“齊物我，一生死”進行自我麻醉，以尋求精神上徹底的自我解脫和身心自由，進而保持絕對完整的獨立人格。

“無為”是莊子學說的核心內容之一，其實質具有兩方麵的內涵:一是否定世人特別是統治者的一切所作所為，認為這是造成世上所有災難和醜惡現象的根源，因此應該無為；二是有感於仕途艱險和命運變化無常，主張逃避現實，明哲保身。前者使其在否定現實的同時必然伴隨著對統治者的深刻批判，後者決定了莊子思想隻能是消及、頹廢、退縮的“滑頭哲學”。

無為和逃避現實雖然可以使人暫免災難並獲得一定的心理慰藉，但卻不足以真正解脫痛苦。解脫之道在於自我麻醉，這一點在莊子這裏是通過相對主義實現的。

任何事物都有其對立麵，但莊子卻將事物的對立麵無限誇大，抹煞對立雙方的本質區別，以至於無彼此之辨，無是非之分，甚至“齊物我，一生死”。既然物與我是難以區別的，連我是否是真實的都難以判斷，那麽世上的一切又怎麽能證明是真實的？人的一切努力又有什麽價值？榮與辱，窮與富乃至於整個人生又有何意義？莊子就是這樣由對社會的否定走向自我意義的否定，從而自然而然地成為消及頹廢的學說。

然而莊子隻不過是莊子學說的創立者，卻未必是這種學說的虔誠信奉者或忠實的執行者。他如果真正無為的話，就不應該宣傳自己的主張，如果真的“齊物我，一生死”，又何必著書立說且津津有味地談論生死？莊子學說的真正意義在於，他為積極進取的知識分子和士大夫在遭遇挫折的時候提供了心理安慰，使之得以以情感轉移或理智升華的方式解脫苦惱，盡管是不徹底的解脫；同時也在於他在徹底否定現實的過程中對統治者，特別是君主的罪惡和虛偽進行了揭露，並為人們設計了一條不合作、不同流合汙的消極反抗的道路。正是在這種不合作之中保持出淤泥而不染的純潔的、絕對獨立的、自由的自我人格。莊子的理想是虛幻的、消極的，但卻是高尚的。它使生活在封建時代，特別是處於社會黑暗、政治腐敗時期的正直的知識分子和士大夫獲得了一種擺脫“濁世”的不同流俗的道路，得以遺世獨立，表現出的鮮明個性和完整的獨立人格。著名的“魏晉風度”就是其突出的表現。

儒道互補，窮通有方，進退有序，構成了中國人格理想的清晰輪廓，這是封建時代知識分子和士大夫所自覺遵循的思維框架和行為規範，它為知識分子提供了較為寬闊的人生道路，任他們去選擇，盡管它並不是完美無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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